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然后那老家伙说:这怎么可能成功啊,你们连经验都没有,怎么写得好啊?
我说:没事,你说个地方,我后天回去,到上海找你。
一凡说:没呢,是别人——哎,轮到我的戏了明天中午十二点在北京饭店吧。
过完整个春天,我发现每天起床以后的生活就是吃早饭,然后在九点吃点心,十一点吃中饭,下午两点喝下午茶,四点吃点心,六点吃晚饭,九点吃夜宵,接着睡觉。
当年春天即将夏天,看到一个广告,叫时间改变一切,惟有雷达表,马上去买了一个雷达表,后来发现蚊子增多,后悔不如买个雷达杀虫剂。
第一是善于联防。这时候中国国家队马上变成一只联防队,但是对方一帮子人在一起四面八方冲呢,防谁呢?大家商量一阵后觉得中国人拧在一起才能有力量,不能分散了,就防你这个脚下有球的家伙。于是四个以上的防守球员一起向那个人冲过去。那哥儿们一看这么壮观就惊了,马上瞎捅一脚保命,但是一般随便一捅就是一个单刀球来,然后只听中国的解说员在那儿叫:妙传啊,就看江津了。于是好像场上其他十名球员都听到了这句话,都直勾勾看着江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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