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颠簸的路当推二环。这条路象征着新中国的一路发展,就两个字——坎坷。二环给人的感觉就是巴黎到莫斯科越野赛的一个分站。但是北京最近也出现了一些平的路,不过在那些平的路上常常会让人匪夷所思地冒出一个大坑,所以在北京看见法拉利,脑子里只能冒出三个字——颠死他。
当时我对这样的泡妞方式不屑一顾,觉得这些都是八十年代的东西,一切都要标新立异,不能在你做出一个举动以后让对方猜到你的下一个动作。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第一是善于联防。这时候中国国家队马上变成一只联防队,但是对方一帮子人在一起四面八方冲呢,防谁呢?大家商量一阵后觉得中国人拧在一起才能有力量,不能分散了,就防你这个脚下有球的家伙。于是四个以上的防守球员一起向那个人冲过去。那哥儿们一看这么壮观就惊了,马上瞎捅一脚保命,但是一般随便一捅就是一个单刀球来,然后只听中国的解说员在那儿叫:妙传啊,就看江津了。于是好像场上其他十名球员都听到了这句话,都直勾勾看着江津
那家伙打断说:里面就别改了,弄坏了可完了,你们帮我改个外型吧。
第二天,我爬上去北京的慢车,带着很多行李,趴在一个靠窗的桌子上大睡,等我抬头的时候,车已经到了北京。
当时老夏和我的面容是很可怕的,脸被冷风吹得十分粗糙,大家头发翘了至少有一分米,最关键的是我们两人还热泪盈眶。
一个月以后,老夏的技术突飞猛进,已经可以在人群里穿梭自如。同时我开始第一次坐他的车。那次爬上车以后我发现后座非常之高,当时我还略有赞叹说视野很好,然后老夏要我抱紧他,免得他到时停车捡人,于是我抱紧油箱。之后老夏挂入一挡,我感觉车子轻轻一震,还问老夏这样的情况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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