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上海以后,我借钱在郊区租了一个房间,开始正儿八经从事文学创作,想要用稿费生活,每天白天就把自己憋在家里拼命写东西,一个礼拜里面一共写了三个小说,全投给了《小说界》,结果没有音讯,而我所有的文学激情都耗费在这三个小说里面。
我在上海看见过一辆跑车,我围着这红色的车转很多圈,并且仔细观察。这个时候车主出现自豪中带着鄙夷地说:干什么哪?
当年始终不曾下过像南方一样连绵不绝的雨,偶然几滴都让我们误以为是楼上的家伙吐痰不慎,这样的气候很是让人感觉压抑,虽然远山远水空气清新,但是我们依旧觉得这个地方空旷无聊,除了一次偶然吃到一家小店里美味的拉面以外,日子过得丝毫没有亮色。
第二天,我爬上去北京的慢车,带着很多行李,趴在一个靠窗的桌子上大睡,等我抬头的时候,车已经到了北京。
我说:你他妈别跟我说什么车上又没刻你的名字这种未成年人说的话,你自己心里明白。
我们之所以能够听见对方说话是因为老夏把自己所有的钱都买了车,这意味着,他没钱买头盔了。
不幸的是,这个时候过来一个比这车还胖的中年男人,见到它像见到兄弟,自言自语道:这车真胖,像个馒头似的。然后叫来营销人员,问:这车什么价钱?
比如说你问姑娘冷不冷然后姑娘点头的时候,你脱下她的衣服披在自己身上,然后说:我也很冷。
然后我终于从一个圈里的人那儿打听到一凡换了个电话,马上照人说的打过去,果然是一凡接的,他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这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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