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每年我都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时间大大向前推进,基本上每年猫叫春之时就是我伤感之时。
磕螺蛳莫名其妙跳楼以后我们迫不及待请来一凡和制片人见面,并说此人如何如何出色。制片一看见一凡,马上叫来导演,导演看过一凡的身段以后,觉得有希望把他塑造成一个国人皆知的影星。我们三人精心炮制出来的剧本通过以后马上进入实质性阶段,一凡被抹得油头粉面,大家都抱着玩玩顺便赚一笔钱回去的态度对待此事。
而且这样的节目对人歧视有加,若是嘉宾是金庸巩利这样的人,一定安排在一流的酒店,全程机票头等仓;倘若是农民之类,电视台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席地而睡,火车票只能报坐的不报睡的。吃饭的时候客饭里有块肉已经属于很慷慨的了,最为可恶的是此时他们会上前说:我们都是吃客饭的,哪怕金庸来了也只能提供这个。这是台里的规矩。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知道这个情况以后老夏顿时心里没底了,本来他还常常吹嘘他的摩托车如何之快之类,看到EVO三个字母马上收油打算回家,此时突然前面的车一个刹车,老夏跟着他刹,然后车里伸出一只手示意大家停车。
反观上海,路是平很多,但是一旦修起路来让人诧异不已。上海虽然一向宣称效率高,但是我见过一座桥修了半年的,而且让人不能理解的是这座桥之小——小到造这个桥只花了两个月。
到了北京以后我打算就地找工作,但这个想法很快又就地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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