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我有一些朋友,出国学习都去新西兰,说在那里的中国学生都是开跑车的,虽然那些都是二手的有一些车龄的前轮驱动的马力不大的操控一般的跑车,说白了就是很多中国人在新西兰都是开两个门的车的,因为我实在不能昧着良心称这些车是跑车。而这些车也就是中国学生开着会觉得牛×轰轰而已。
四天以后我在路上遇见这辆车,那人开得飞快,在内道超车的时候外侧的车突然要靠边停车,那小子就要撞上去了。此时我的心情十分紧张,不禁大叫一声:撞!
老夏激动得以为这是一个赛车俱乐部,未来马上变得美好起来。
而这样的环境最适合培养诗人。很多中文系的家伙发现写小说太长,没有前途,还是写诗比较符合国情,于是在校刊上出现很多让人昏厥的诗歌,其中有一首被大家传为美谈,诗的具体内容是:
阿超则依旧开白色枪骑兵四代,并且从香港运来改装件增加动力。每天驾驭着三百多匹马力到处奔走发展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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