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然后老枪打电话过来问我最近生活,听了我的介绍以后他大叫道:你丫怎么过得像是张学良的老年生活。
然后那人说:那你就参加我们车队吧,你们叫我阿超就行了。
后来大年三十的时候,我在上海,一个朋友打电话说在街上开得也不快,但是有一个小赛欧和Z3挑衅,结果司机自己失控撞了护栏。朋友当时语气颤抖,尤其是他说到那个赛欧从那么宽的四环路上的左边护栏弹到右边然后又弹回来又弹到右边总之感觉不像是个车而是个球的时候,激动得发誓以后在街上再也不超过一百二十。
中国的教育是比较失败的教育。而且我不觉得这样的失败可以归结在人口太多的原因上,这就完全是推卸,不知道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是不是人口太少的责任,或者美国的9·11事件的发生是否归罪于美国人口不多不少。中国这样的教育,别说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了,哪怕一个区只能生一个,我想依然是失败的。
中国人首先就没有彻底弄明白,学习和上学,教育和教材完全是两个概念。学习未必要在学校里学,而在学校里往往不是在学习。
到了北京以后我打算就地找工作,但这个想法很快又就地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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