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在我面对她们的时候,尽管时常想出人意料,可是还是做尽衣冠禽兽的事情。因为在冬天男人脱衣服就表示关心,尽管在夏天这表示耍流氓。
此后我决定将车的中段和三元催化器都拆掉,一根直通管直接连到日本定来的碳素尾鼓上,这样车发动起来让人热血沸腾,一加速便是天摇地动,发动机到五千转朝上的时候更是天昏地暗,整条淮海路都以为有拖拉机开进来了,路人纷纷探头张望,然后感叹:多好的车啊,就是排气管漏气。
假如对方说冷,此人必定反应巨大,激情四溢地紧紧将姑娘搂住,抓住机会揩油不止;而衣冠禽兽型则会脱下一件衣服,慢慢帮人披上,然后再做身体接触。
这时候老枪一拍桌子说:原来是个灯泡广告。
然后我去买去上海的火车票,被告之只能买到三天后的。然后我做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举动就是坐上汽车到了天津,去塘沽绕了一圈以后去买到上海的票子,被告之要等五天,然后我坐上一部去济南的长途客车,早上到了济南,然后买了一张站台票,爬上去上海的火车,在火车上补了票,睡在地上,一身臭汗到了南京,觉得一定要下车活动一下,顺便上了个厕所,等我出来的时候,看见我的车已经在缓缓滑动,顿时觉得眼前的上海飞了。于是我迅速到南京汽车站买了一张去上海的票子,在高速公路上睡了六个钟头终于到达五角场那里一个汽车站,我下车马上进同济大学吃了个饭,叫了部车到地铁,来来回回一共坐了五回,最后坐到上海南站,买了一张去杭州的火车票,找了一个便宜的宾馆睡下,每天晚上去武林路洗头,一天爬北高峰三次,傍晚到浙大踢球,晚上在宾馆里看电视到睡觉。这样的生活延续到我没有钱为止。
不过北京的路的确是天下的奇观,我在看台湾的杂志的时候经常看见台北人对台北的路的抱怨,其实这还是说明台湾人见识太少,来一次首都开一次车,回去保证觉得台北的路都平得像F1的赛道似的。但是台湾人看问题还是很客观的,因为所有抱怨的人都指出,虽然路有很多都是坏的,但是不排除还有部分是很好的。虽然那些好路大部分都集中在市政府附近。
之间我给他打过三次电话,这人都没有接,一直到有一次我为了写一些关于警察的东西,所以在和徐汇区公安局一个大人物一起吃饭的时候一凡打了我一个,他和我寒暄了一阵然后说:有个事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个忙,我驾照给扣在徐汇区了,估计得扣一段时间,你能不能想个什么办法或者有什么朋友可以帮我搞出来?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在此半年那些老家伙所说的东西里我只听进去一个知识,并且以后受用无穷,逢人就说,以显示自己研究问题独到的一面,那就是:鲁迅哪里穷啊,他一个月稿费相当当时一个工人几年的工资呐。
我深信这不是一个偶然,是多年煎熬的结果。一凡却相信这是一个偶然,因为他许多朋友多年煎熬而没有结果,老枪却乐于花天酒地,不思考此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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