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春天即将夏天,看到一个广告,叫时间改变一切,惟有雷达表,马上去买了一个雷达表,后来发现蚊子增多,后悔不如买个雷达杀虫剂。
而且这样的节目对人歧视有加,若是嘉宾是金庸巩利这样的人,一定安排在一流的酒店,全程机票头等仓;倘若是农民之类,电视台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席地而睡,火车票只能报坐的不报睡的。吃饭的时候客饭里有块肉已经属于很慷慨的了,最为可恶的是此时他们会上前说:我们都是吃客饭的,哪怕金庸来了也只能提供这个。这是台里的规矩。
我的朋友们都说,在新西兰你说你是中国人人家会对你的态度不好。不幸的是,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也不见得好到什么地方去。而我怀疑在那里中国人看不起的也是中国人,因为新西兰中国人太多了,没什么本事的,家里有点钱但又没有很多钱的,想先出国混张文凭的,想找个外国人嫁了的,大部分都送到新西兰去了。所以那里的中国人素质不见得高。从他们开的车的款式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上车以后上了逸仙路高架,我故意急加速了几个,下车以后此人说:快是快了很多,可是人家以为你仍旧开原来那车啊,等于没换一样。这样显得你多寒酸啊。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抛弃这些人,可能是我不能容忍这些人的一些缺点,正如同他们不能容忍我的车一样。
这还不是最尴尬的,最尴尬的是此人吃完饭踢一场球回来,看见老夏,依旧说:老夏,发车啊?
他们会说:我去新西兰主要是因为那里的空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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