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我的特长是几乎每天都要因为不知名的原因磨蹭到天亮睡觉。醒来的时候肚子又饿了,便考虑去什么地方吃饭。
我说:只要你能想出来,没有配件我们可以帮你定做。
当时我对这样的泡妞方式不屑一顾,觉得这些都是八十年代的东西,一切都要标新立异,不能在你做出一个举动以后让对方猜到你的下一个动作。
我的旅途其实就是长期在一个地方的反反复复地重复一些事情,并且要简单,我慢慢不喜欢很多写东西的人都喜欢的突然间很多感触一起涌来,因为我发现不动脑子似乎更加能让人愉快。-
我有一次做什么节目的时候,别人请来了一堆学有成果的专家,他们知道我退学以后痛心疾首地告诉我:韩寒,你不能停止学习啊,这样会毁了你啊。过高的文凭其实已经毁了他们,而学历越高的人往往思维越僵。因为谁告诉他们我已经停止学习了?我只是不在学校学习而已。我在外面学习得挺好的,每天不知不觉就学习了解到很多东西。比如做那个节目的当天我就学习了解到,往往学历越高越笨得打结这个常识。
然后我推车前行,并且越推越悲愤,最后把车扔在地上,对围观的人说:这车我不要了,你们谁要谁拿去。
话刚说完,只觉得旁边一阵凉风,一部白色的车贴着我的腿呼啸过去,老夏一躲,差点撞路沿上,好不容易控制好车,大声对我说:这桑塔那巨牛×。
中国人首先就没有彻底弄明白,学习和上学,教育和教材完全是两个概念。学习未必要在学校里学,而在学校里往往不是在学习。
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两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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