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间我给他打过三次电话,这人都没有接,一直到有一次我为了写一些关于警察的东西,所以在和徐汇区公安局一个大人物一起吃饭的时候一凡打了我一个,他和我寒暄了一阵然后说:有个事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个忙,我驾照给扣在徐汇区了,估计得扣一段时间,你能不能想个什么办法或者有什么朋友可以帮我搞出来?
次日,我的学生生涯结束,这意味着,我坐火车再也不能打折了。
而老夏没有目睹这样的惨状,认为大不了就是被车撞死,而自己正在年轻的时候,所谓烈火青春,就是这样的。
我出过的书连这本就是四本,最近又出现了伪本《流氓的歌舞》,连同《生命力》、《三重门续》、《三重门外》等,全部都是挂我名而非我写,几乎比我自己出的书还要过。
老枪此时说出了我与他交往以来最有文采的一句话:我们是连经验都没有,可你怕连精液都没有了,还算是男人,那我们好歹也算是写剧本的吧。
之后马上有人提出要和老夏跑一场,然后掏出五百块钱放在头盔里。我们终于明白原来这个车队就是干这个的。
以后我每次听到有人说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的时候,我总是不会感到义愤填膺,因为这世界上不会有莫名其妙的看不起,外国人不会因为中国人穷而看不起,因为穷的人都留在中国了,能出国会穷到什么地方去?
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当年冬天即将春天,长时间下雨。重新开始写剧本,并且到了原来的洗头店,发现那个女孩已经不知去向。收养一只狗一只猫,并且常常去花园散步,周末去听人在我旁边的教堂中做礼拜,然后去超市买东西,回去睡觉。
我深信这不是一个偶然,是多年煎熬的结果。一凡却相信这是一个偶然,因为他许多朋友多年煎熬而没有结果,老枪却乐于花天酒地,不思考此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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