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一样的艺术,人家可以卖艺,而我写作却想卖也卖不了,人家往路边一坐唱几首歌就是穷困的艺术家,而我往路边一坐就是乞丐。答案是:他所学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会的,而我所会的东西是每个人不用学都会的。
还有一类是最近参加湖南卫视一个叫《新青年》谈话节目的事后出现的。当时这个节目的导演打电话给我说她被一个嘉宾放鸽子了,要我救场。我在确定了是一个专访,没有观众没有嘉宾没有其他之类的人物以后欣然决定帮忙,不料也被放了鸽子。现场不仅嘉宾甚众,而且后来还出现了一个研究什么文史哲的老,开口闭口意识形态,并且满口国外学者名字,废话巨多,并且一旦纠住对方有什么表达上的不妥就不放,还一副洋洋得意的模样,并声称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是某某人的哲学思想撑起来的。你说一个人的独立的精神,如果是就靠几本书撑着,那是多大一个废物啊,我觉得如果说是靠某个姑娘撑起来的都显得比几本书撑起来的更有出息一点。
其实从她做的节目里面就可以看出此人不可深交,因为所谓的谈话节目就是先找一个谁都弄不明白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话题,最好还能让谈话双方产生巨大观点差异,恨不能当着电视镜头踹人家一脚。然后一定要有几个看上去口才出众的家伙,让整个节目提高档次,而这些家伙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以后甚是洋洋得意以为世界从此改变。最为主要的是无论什么节目一定要请几个此方面的专家学者,说几句废话来延长录制的时间,要不然你以为每个对话节目事先录的长达三个多钟头的现场版是怎么折腾出来的。最后在剪辑的时候删掉幽默的,删掉涉及政治的,删掉专家的废话,删掉主持人念错的,最终成为一个三刻钟的所谓谈话节目。
事情的过程是老夏马上精神亢奋,降一个挡后油门把手差点给拧下来。一路上我们的速度达到一百五十,此时老夏肯定被泪水模糊了双眼,眼前什么都没有,连路都没了,此时如果冲进商店肯定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在这样生死置之度外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终于追到了那部白车的屁股后面,此时我们才看清楚车屁股上的EVOLUTION字样,这意味着,我们追到的是一部三菱的枪骑兵,世界拉力赛冠军车。
然后我呆在家里非常长一段时间,觉得对什么都失去兴趣,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激动万分,包括出入各种场合,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我总是竭力避免遇见陌生人,然而身边却全是千奇百怪的陌生面孔。
当年冬天即将春天,长时间下雨。重新开始写剧本,并且到了原来的洗头店,发现那个女孩已经不知去向。收养一只狗一只猫,并且常常去花园散步,周末去听人在我旁边的教堂中做礼拜,然后去超市买东西,回去睡觉。
而且这样的节目对人歧视有加,若是嘉宾是金庸巩利这样的人,一定安排在一流的酒店,全程机票头等仓;倘若是农民之类,电视台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席地而睡,火车票只能报坐的不报睡的。吃饭的时候客饭里有块肉已经属于很慷慨的了,最为可恶的是此时他们会上前说:我们都是吃客饭的,哪怕金庸来了也只能提供这个。这是台里的规矩。
从我离开学校开始算起,已经有四年的时间,对于爱好体育的人来说,四年就是一个轮回。而中国男足不断传来的失败又失败再失败的消息,让人感觉四年又四年再四年也不断过去。这样想好像也是刹那间的事情。其实做学生是很开心的事情,因为我不做学生以后,有很多学校里从没有学习过的事情要面对,哪怕第一次坐飞机也是一次很大的考验,至少学校没有说过手持学生证或者毕业证等于手持垃圾一样是不能登机的。
那人说:先生,不行的,这是展车,只能外面看,而且我们也没有钥匙。
第一是善于打边路。而且是太善于了,往往中间一个对方的人没有,我们也要往边上挤,恨不能十一个人全在边线上站成一队。而且中国队的边路打得太揪心了,球常常就是压在边线上滚,裁判和边裁看得眼珠子都要弹出来了,球就是不出界,终于在经过了漫长的拼脚和拉扯以后,把那个在边路纠缠我们的家伙过掉,前面一片宽广,然后那哥儿们闷头一带,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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