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时候我曾经幻想过在清晨的时候徜徉在一个高等学府里面,有很大一片树林,后面有山,学校里面有湖,湖里有鱼,而生活就是钓鱼然后考虑用何种方式将其吃掉。当知道高考无望的时候,我花去一个多月的时间去研究各种各样的大学资料,并且对此入迷,不知疲倦地去找什么大学最漂亮,而且奇怪的是当我正视自己的情况的时候居然不曾产生过强烈的失望或者伤感,在最后填志愿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志愿是湖南大学,然后是武汉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黑龙江大学。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故意将教师的地位拔高,终于拔到今天这个完全不正确的位置。并且称做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其实说穿了,教师只是一种职业,是养家口的一个途径,和出租车司机,清洁工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全天下的教师一个月就拿两百块钱,那倒是可以考虑叫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关键是,教师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循环性工作,只要教材不改,永远就是两三年一个轮回,说来说去一样的东西,连活跃气氛用的三流笑话都一样。这点你只要留级一次,恰好又碰到一样的老师就知道了。甚至连试卷都可以通用,只要前几届考过的小子嘴紧,数理化英历地的试卷是能用一辈子的,还有寒暑假,而且除了打钩以外没有什么体力活了,况且每节课都得站着完全不能成为工作辛苦的理由,就像出租车司机一定不觉得坐着是一种幸福一样。教师有愧于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的原因关键在于他们除了去食堂打饭外很少暴露于阳光下。
老夏的车经过修理和重新油漆以后我开了一天,停路边的时候没撑好车子倒了下去,因为不得要领,所以扶了半个多钟头的车,当我再次发动的时候,几个校警跑过来说根据学校的最新规定校内不准开摩托车。我说:难道我推着它走啊?
中国人首先就没有彻底弄明白,学习和上学,教育和教材完全是两个概念。学习未必要在学校里学,而在学校里往往不是在学习。
后来大年三十的时候,我在上海,一个朋友打电话说在街上开得也不快,但是有一个小赛欧和Z3挑衅,结果司机自己失控撞了护栏。朋友当时语气颤抖,尤其是他说到那个赛欧从那么宽的四环路上的左边护栏弹到右边然后又弹回来又弹到右边总之感觉不像是个车而是个球的时候,激动得发誓以后在街上再也不超过一百二十。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我浪费十年时间在听所谓的蜡烛教导我们不能早恋等等问题,然而事实是包括我在内所有的人都在到处寻找自己心底的那个姑娘,而我们所疑惑的是,当我喜欢另一个人的时候,居然能有一根既不是我爹妈也不是我女朋友爹妈的莫名其妙的蜡烛出来说:不行。
然后那人说:那你就参加我们车队吧,你们叫我阿超就行了。
至于老夏以后如何一跃成为作家而且还是一个乡土作家,我始终无法知道。
我刚刚来北京的时候,跟朋友们在街上开车飞快,我的一个开黄色改装车的朋友,是让我们这样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一直能从我看来不可能过去或者过去会让后面的车骂的空档里穿过去,他在街上飞车很多年从来没有追过别人的尾倒是被别人追过几次尾。另外有一辆宝马的Z3,为了不跟丢黄车只能不顾撞坏保险杠要等三个月才能有货的风险,在街上拼命狂开,而且此人天生喜欢竞速,并不分对手等级,是辆面的或者夏利也要全身心投入。另外有一个本田的CRX,避震调得很矮,恨不能连个不到五度的坡都上不去,并且经常以托底为荣,最近又加入一个改装很夸张的黄色捷达,此公财力不薄,但老婆怕他出去香车美人地风流所以不让他换车,所以天天琢磨着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车开报废了,加上最近在广东私自装了一个尾翼,貌似莲花,造型婀娜,所以受到大家的嘲笑,不得不把心爱的莲花尾翼拆除,所以心中估计藏有一口恶气,加上他的报废心理,所以在街上也是不顾后果,恨不能在路当中的隔离带上开。面对战斗力这样充足的朋友们,我是最辛苦的,因为我不认识北京的路,所以不得不在后面狂追怕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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